听收音机的那些年

张跃锋

听收音机的那些年
小说




记得那年的暑假特别酷热，涪江西岸的夹竹桃像被太阳点燃了般，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的明艳和热情。吃过午饭后，我提着收音机溜出了家门，沿着安静的街道，一路朝离家不到两里路的三哥家奔去。拐进三哥家所在的夕阳巷，狭窄的巷道上梧桐一片深绿，一群蝉隐藏在枝叶间互相不停地争吵着、欢唱着，让人感觉格外的烦躁。这时候，如果有谁往空气里随便丢一粒火星，就会把自己点燃起来。
走到三哥家门前，我举起右手便“咚、咚”地敲了起来，可过了好会儿，也不见有人应声，当我正准备转身时，房门却吱呀地被开了条缝。只见三哥光着上身，发达的肌肉，在肩膀和两臂棱棱地突起，两道浓眉下边，一双隐隐浮动着不安和烦躁的眼睛正望着我。
那时年幼的我，还没有经历过人情世故，更不懂得出门看天色，进门观脸色的道理。见门已经被打开，便像条机灵的蚯蚓一下子从三哥的腋下滑了进去。
进入房门，只见简易沙发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女人，她头发蓬乱，垂下来的鬈发遮住了半张粉嫩的脸。上身穿着的紧身衬衫把两个乳房鼓鼓囊囊地举在胸前。这个女人我认识，是“五一商店”的售货员。她年龄比刚满十八岁的三哥还大两三岁，虽然谈不上漂亮标致，但身材却曼妙火爆，我常看见在她的货柜前聚集着三三两两戴着棕色太阳镜，穿着喇叭裤，留着披头长发的社会青年。可她怎么会出现在三哥家里呢？此时的她收拾好蓬乱的头发，好像下巴上挂了个枰铊，拉长着脸，狠狠瞪了我一眼便起身离开了三哥家。
三哥其实是我妈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，他母亲早已去世，父亲退休后在离家好几十里的一家乡镇企业帮忙，有一个姐姐也已经出嫁。他初中毕业后就一个人独自生活，平时四处打零工，有时也跑到我家来蹭饭。因为他大我几岁，为人又比较豪爽仗义，在街面上算得上是吃得开的混混，很是受我仰慕，一有时间就像跟屁虫似的跟在他后面。那时我刚升上初中，人长得瘦小性格又内向，但因为有三哥罩着，我们学校附近和夕阳巷周围的操哥、混子和小流氓却从来不敢欺负我。
三哥虽然在街头混，抽烟喝酒赌博打架调戏女人是家常便饭，然而却丝毫不允许我沾染上这些恶习。一次，三哥带我出去玩，一个叫“赖皮狗”的小流氓在发烟时，见我也蹲在墙角，便咄咄逼人地将一颗香烟往我嘴里硬送，就在我像被赶上架的鸭子又惊又怕时，三哥站起身忽然一脚将“赖皮狗”踹在地上，然后火冒三丈地指着他的鼻子吼道：“我给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兄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你能不能长点记性？”
几十年后，我已经人到中年，有时回想起童年、少年所经历的一些人、一些事，不由的感慨道：生命就像春天里的花朵，一边迎着阳光怒放，一边随着冷风凋谢。转瞬之间便改头换面、面目全非。比如，当年精神旺盛、意气风发，一直充当我的“保护伞”的三哥，在几十年后的一次偶遇中，他却变成了一个精神萎靡、槁木死灰似的老人，头发像盖了一层肮脏的白雪，灰白一团，嘴巴和两颊已经开始凹陷，笑时牵起了脸部黑皱干枯的肌肉和神经。他默默地吸着我递过去的一颗烟，显得心不在焉，黯淡的目光望着远处，神情恍惚、疏离，似乎在回想一件遥不可及、模糊不清的事情。这不禁在我的心头涌起一种难言的忧伤。
在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期，别说我们这些学生，就是大人们的生活也是极度的枯燥乏味，每天的日子都是循环往复着同样的事情，平静得没有一点儿波澜。在录音机还属于奢侈品，电视机更是一般家庭很少拥有地时代，除了参加学校难得组织的春游和观看包场电影外，我爸的收音机便是我一切乐趣的主要来源。每天中午一到放学时间，我便飞快地往家跑，以便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2点钟播放的半个小时的“小说连播节目”，我现在还记得听过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烈火金刚》，小说《东方》、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、《人生》等。下午放学一到家，顾不上写作业，便赶紧收听紧跟在“小喇叭”节目后面的“星星火炬”。此外，还有通过小说改编的各种广播剧。当然，偶尔也会听一听当时流行的音乐。当时的音乐大致分三种，一是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、《妈妈留给我一首歌》、《少林、少林》等电影插曲；二是《军港之夜》、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、《再见吧！妈妈》、《年轻的朋友们，我们来相会》、《回娘家》等大街小巷到处传唱的内地流行歌曲；三是《龙的传人》、《我的中国心》、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等刚刚传播到内地的港台歌曲。这些广播节目就像落在贫瘠土地上的星光一样，焕发着微弱却温暖的光泽，又宛若敲窗的春风，使少年的我从此对生活和文学充满了美好的憧憬。
记得有一天，我正沉浸在广播剧精彩的故事情节中时，三哥忽然闯入了我家，并一把将我手上的收音机夺了过去。他左手捧着收音紧紧贴在右脸上，右手轻轻地拨动着选台键和音量键，在一阵声音嘈杂，信号时强时弱中，一缕婉转、缠绵、曼妙的歌声，如天籁之音在我的耳畔响了起来。天啊！世间还有如此美妙的音乐。它宛如春天枝头上绽放的第一抹新绿，一朵低头含羞的水莲花，又像一块少年无法承受的巨石，压在青春懵懂的心头，使之慌乱而疼痛。此刻，三哥眉头紧锁，神情凄凉而迷醉，双眼变成了一池清澈的湖。不久以后，我才知道那歌声来自于台湾歌星邓丽君。
从那以后，三哥便经常在我父母不在时窜到我家收听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。当然，有时候我也会主动带着收音机跑到他独身居住的房子。大多数时间是我们俩人收听，偶尔也会与他的许多男女朋友聚在一起收听邓丽君、龙飘飘、千百惠等港台歌星的歌。
在一个夏日的晚上，我又来到了三哥家，在那间熟悉狭窄的客厅兼卧室里，凳子上、床上坐满了身着奇装异服的青年男女。我还忽然惊奇地发现在吃饭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有着四个喇叭的机器，一个男青年用手按了一下顶部的一个按键，机器前面便“啪”的一声弹跳开一道门，接着他将一盒磁带插进门里，再重新用手按下顶部的另一个按键，一缕轻柔、动听的歌声便似薄雾般立即在空中漾开、聚拢、伸直、攀升，并泛起一道看不见的涟漪。伴随着悠扬并略带忧伤的歌声，每个人都像喝过了量的“绵竹大曲”似的，眼睛泛着光，浑身醉汪汪地颤抖不止。
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有了某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奇怪的感觉，它既像一条长蛇进入我的身体，让我浑身骚动不安又茫然无措；它又好似一点点火星，只需轻轻溅出一点儿，就点着了少年的慌。同时，我还警觉到空气里弥满了一种危险的气息，号角吹响、利刃出鞘，青春的梦想和雄性激素开始从沉睡中苏醒。
很多年以后，有了一定生活阅历的我，以冷静客观的眼光回望我的青春成长过程，可以毫无夸张的说，在听收音机的那些年，无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、广播剧，还是所谓的靡靡之音，它们与影视剧中妩媚、妖娆的女特务一道，成为我有关美、有关文学、绘画的启蒙老师。它们聚在一起就像一股可怕的洪流，迅速掀翻、瓦解了一个懵懂少年内心的宁静和苍白。
那是一个永远无法从我记忆中抹去的傍晚，尽管已经吃过了晚饭，但骄阳仍然似火，茂密的梧桐树枝叶里不断响起声音焦灼而凄厉的蝉鸣，像一个迷茫的游子在十字路口徘徊呐喊。当我兴冲冲来到夕阳巷时，发现一辆闪着刺眼警灯的警车停在三哥家门前，无数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围在四周，睁着兴奋、惊奇的眼睛纷纷指指点点着什么。就在我顿足失色、万分惊恐之际，几名穿着上白下蓝警服的警察押解着手戴手拷的三哥走了出来，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头发散乱，上衣领扣松开，露出了一抹文胸的年轻女人。我认识她，正是那位身材曼妙火爆的“五一商店”的售货员。这是一九八三年，一场轰轰烈烈的“严打”开始了。
三哥被当作流氓抓走了，四周看热闹的人群也渐渐散开了。只有我还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，一直到黄昏降临，夕阳巷简陋的房屋没入苍茫的夜色中，天空的繁星如点点盏盏的孤灯哆哆嗦嗦地发着抖。
时光如水，物是人非。转眼几十年过去了，曾经的收音机、录音机早已经被数字化大屏幕电视机、电脑所替代。但那段听收音机的岁月却永远印在了我记忆的深处，它既承载了青春的忧郁失落，也记录了青春的温暖绵延。它就像一缕春风拂过，了无踪影，只留下了多少幽情暗恨，一任沉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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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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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如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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