萧瑟的远乡 二 逃遁的孤星

开心大傻

日本东京，2015年10月。一大早，他从横滨匆匆赶来，到我们所居酒店相见。我携家带口，而他是孤身一人。原本他说好带新交往的女友一起，但据说女孩临时有事。
他一身经济实用的GAP，白T、牛仔衬衫外套、牛仔裤、休闲鞋，颇有些日系男的干净清爽，简直让我难以置信，更不肖说他脸上挂着的从未有过的礼貌微笑，让我有一瞬间竟要对我们过往的苦难释然。
毕竟，我上一次见他还是在2008年，正是小雨、亚楠回农场那年的冬天。肇始是他母亲联系了我母亲，给我一桩劝说他的任务。因为他好好一个本科毕业生，却偏要在长春一个电子商城里做销售员，每月八百多块，养活自己都吃力，更不要说娶媳妇成家，因而怎不叫人着急。
“他为什么不找份合适的工作？”我问。
“你刘姨说，他不是没找过，但面试的时候总是说不出话来。”
“不说话？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内向吗？”
“好像更严重了，也没处过对象，不跟女生说话。”
“唔……那只怕我也帮不上什么吧，不过尽尽地主之谊没问题。”
“你刘姨可是很相信你，她觉得你的话他能听得进去。”
我禁不住笑了：“为什么？咱们离开农场之后，我都没见过他啊。”
“诶，你们是一块儿长大的，你刘姨实在没办法了，才来找你的。”
虽然逻辑不通，但我们一块儿长大也算是真的。我们两家之间只隔一道低矮的竹篱笆。他早我几个月出生，但在有性别意识之前，我们都玩儿在一起；纵然是男女生分而治之后，我也要时常去他家院子打水，前后院就他家有一口井。
母亲将记了他QQ的纸条给了我，我跟他约好第二天去他打工的百脑汇找他。他在线上也不多话，只把店铺编号发给了我。第二天，我便带上这两月在校食堂节俭省下来的两百多块钱，乘252路公交车去百脑怀所在的红旗街。
百脑汇是近两年新开的电子商城，人手一部手机、大学生人手一部电脑的时代已来，电子产品销售甚是应景。黄底蓝字的招牌很显眼，我从最近的门走进去。商城太大，我穿梭在鳞次栉比的店铺间，不时询问一二，总算找到那个铺面，点名我已记不清了。
我检看自己的衣履是否整洁，又确认时间刚刚好。十多年的疏离竟让我多少有些紧张。半人多高的玻璃橱柜里，几个穿着淡紫色统一工作衫的男女忙活着，有的正招呼客人，有的正检修机器，还有的正俯身忙碌。
“看看电脑吗？”一个面朝我的工作人员问我。
“哦不用，我找个人。”
“你找谁？”他说着环顾周遭的同事。
“我找……”这时我看到方才正俯身那人直起腰望向我，应该是听到了我们的对话。
“嗨——”我没花半点眼力就认出了他。
他轻轻点头算是回应，脸上挤出半个笑，然后便侧过身去脱下线手套，对旁边的同事耳语几句，似是交待未完的活计，那同事看着我诡秘笑笑。交待罢，他麻利地从身旁柜子中取出一件黑色外套搭在小臂，就从柜台里走出来。
“去哪儿？”他在离我半米远的地方说，已经有一米八的身高。
“我知道附近有家朝族餐馆不错，我请客吧。”
“行，就那儿吧。”他说着就迈开步伐。
他脚力太健，我穿着中靴费力地跟随，不时得小跑两步。到了门口他才停住，微微扬了下头示意让我带路。我舒了口气，带他走进一条安静的小街。
那条街背了日光，因而新雪还很蓬松。我的靴子一脚脚踩下去又拔出来，有些困苦。他静静地跟在我后面，踏雪的声音比我要响。
这叫我想起，冬天在老家，我、他还有一群大院的孩子们，在冰面上打冰猴儿、在院门外打雪仗，在玻璃罐头瓶里插根蜡烛提灯夜游，冻得吸溜着鼻涕、脸蛋都僵硬了，也不肯回家。
朝族餐馆门面不大，整块木制招牌刻了店号，店里是漆黄的实木桌椅，是大部分东北小餐馆的样子。我们在进门第二张桌子坐下，那里稍暖。此时店里别无其他客人，我们各点了两道菜，大约是石板豆腐、辣炒鱿鱼、泡菜饼和辣牛肉汤。
他不时搓着通红的双手。这时，我才发现他的外套不过是件厚风衣，早已过了季。
“你不冷吗？外套太薄了。”
“平常也不出门，我住得离商城近。”
我会意地点点头，心里盘算着该聊些什么。
“你的工作包食宿吗？”我问。
“是的，不包食宿就活不下去了。”他答道，并不像预想中那样难以交流。
“听说——你是学软件的？”
“对，我去大连、北京找过工作。”
“那边没有合适的吗？”
“不是，是我总是关键时刻说不出话。”
我感到自己自掘了坟墓，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了，我们一时静默。
这次他先开口道：“你不觉得压力很大吗？”
“什么？”
“我是说，在中国，大家总是对你有很多要求、很多期望，让人喘不过气。”
我边思索他话中之意，边缓缓点头道：“这倒是……不过……”
“很后悔念书的时候不够努力。”他打断我说。
我有些吃惊，但还是说：“现在一切都来得及。”
他摇摇头：“我还去过日本做交流生，但一整年都在玩游戏，连日语都荒废了。”
“不要紧的，我也留过级、休过学，灰心失望过。”
他抿了下嘴唇，侧了一下头，像是要摇头但又不是。
“你跟刘姨说过这些吗？”我问。
“没有，说了她也不懂。”
“那黄叔呢？”我提到了他父亲。
他苦笑着摇摇头，似乎不乐于提起这个人。
这时，菜上来了。我松了口气，终于不必再密集地寻找话题。我招呼他吃菜，他便用银色汤匙盛一勺石板豆腐，就着米饭吃起来。低头间，我看到他的黑发中夹杂几根银丝，心里一酸。毕竟，对于我来说，他和小雨一样，都是非同一般的存在。
我喝了几口汤，想进一步弄清楚他的难题，又问：“你说的压力大，除了别人对你的期待，还有其他的吗？”
他停住筷子，想了一下，答道：“我也想像别人一样，侃侃而谈、事业有成，可是没有这个能力。连像跟你这样讲话，也很久没有过了。”
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幸运，他还愿意跟多年未见的我这样坦陈，刘姨的苦心也算没有完全白费。我想，这一切都因为我们不同寻常的缘分。
有一回，父亲翻看家里的老照片，指着其中一张照片上头戴沿儿帽、满脸傲娇的男生和我说：“看，这是你黄叔。”
我一脸吃惊地仰起头问：“娃子他爸？不会吧？”
“对啊”，父亲笑着说：“我们都是78年的同级生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知道，我和他的渊源远早于想象。
1982年，他们一行人同批分到农场。我父母在毕业前就已经恋爱，另有两对也是眷属，但黄叔却还是孤身一人。他正值适婚年纪，又有文化、长得周正，自然常有乡亲给他牵红线。可他仿佛抱定了宁缺毋滥的傲气，对一干还算般配的姑娘都瞧不上眼。直到遇见肤白貌美的刘姨，才终于倾倒，并一发不可收地“闪婚”了。
每每提起这件事，母亲总会不平地说：“你爸这个傻瓜，硬要劝你黄叔打消结婚念头，你黄叔因为这事儿跟他置气了许多年。”
“我爸为啥要劝人家？”我问。
“因为你爸觉得两个人不般配，婚后可能会有问题，毕竟刘姨读书不多，你黄叔又是一身傲气好面子的人。”
我懵懂地点点头，联想起我们班带妻回城的历史老师，最近时常微醺着在课堂上讲：“找对象呀，一定要门当户对！你们瞧我现在……”
在我思绪回溯的分秒中，他始终默默不语，我只好又打开话匣：“其实……刘姨真的很担心你，你知道的对吧？”
“我现在只想到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去。”
“可你要去哪儿呢？”
他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
“日本？”
他再度苦笑地摇摇头。
“你那么聪明，做得到的。”我由衷地说。
他的聪明是公认了的。1984年，我家隔壁生了一个男孩，虎头虎脑很结实，很早就学会了走路、说话，等稍大些，无论玩什么总能在男孩子堆里独占鳌头。
1991年，他与我同年入学。老旧的农场中心小学里，每年级只有两个班级，我们没什么悬念地都分到了一班。因为父母教导早，我已经提前学完三年级课程，自然以为天下无敌手。而他那时因为家里疏于照看，深深沉迷于小霸王游戏机，到了茶饭不思的程度。可谁承想，期末考试成绩一出，他竟与我平分秋色，我棋逢对手。这之后我便好胜心切，唯恐他有一日超过我，但却忙中出错导致败北，哭了个昏天暗地。那是我第一次明白，这世上原来真的有不必努力、也很厉害的小孩。
后来听小雨说，她初中时学习已经开始吃力，加上当地师资水平不济，常要熬夜苦读才能有所进展，可娃子就不同，他似乎好不费力就可以力争上游。
我很想问他，为什么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，但终究未敢开口，生怕揭了他的什么伤疤。毕竟，我所知的他的童年，已经足够叫人心痛了——我父亲那不祥的预料，在他出生前就开始应验。
婚后不久，黄叔就发现刘姨果然一个村妇做派，也渐渐失去了对她美貌的欣赏。隔壁起初只是争吵，渐渐发展成暴力，一发不可收。那时刘姨还在月子里，身体虚弱，但已经丝毫得不到怜悯疼爱。母亲常去拉架，但也无济于事。父亲则因为怕伤及黄叔的自尊心，导致更深重的暴力，始终不敢一同前去。
可想而知，娃子是在怎样恐惧、孤独的情境下长大。然而一墙之隔，我总能听到他父亲的怒吼、他母亲的嚎哭，却从不听见他的哭叫。后来我听说，他生就一副倔强性子，即便被打死也不肯吭一声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也从未哭过鼻子、撒娇撒泼。
在农场人人熟稔的保守小社会，离婚是无法摆上台面的，以黄叔这样的傲骨，即便吵吵打打也要撑完这一生。但渐渐地，他连家也不屑回了。刘姨不得不赚钱养家，她到县城去进货，再用一辆笨重的木板车将货物拉到路边或集市上售卖。只过了一夏一秋，她原本白皙的皮肤就已经粗糙黝黑。她习惯在头上披一方格子角巾，盖住了曾经精心打理的妆发，跟随处可见的农妇一般无二了。
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娃子如同草芥般地生长着，挨饿受冻是常有的事。一个冬日傍晚，天已经擦黑。父亲下班回来，发现隔壁没有亮灯，便有些不放心。那年娃子刚满六岁，父亲便在院里唤他的名字，却始终不见人影。父亲发现稻草垛里又响动，便走近去看，发现正是娃子藏在其中。他想要拽他出来、带他回家，可好说歹说都只是对着一个闷葫芦。这时，父亲闻到一股臭味，这才明白他拉了裤子、不好意思。
“真是跟你爹一样儿倔。”父亲不由分说地把抱回家来，叫母亲赶紧给他擦洗了换上能穿的裤子，搁在炕头暖和过来。稚气的我当时还不懂这许多，早已习惯了他长日里的不修边幅、默默无言。
此间我们无话，他很快就餐完毕，正抽出餐巾擦拭嘴角。
“你多久回一次农场？”我问道。
“一年？大半年吧。”
“我已经很久没回去过了。”
“你都出来了，回去干什么。”他冷冷地说。
那个对我来说温暖难忘的地方，在他的心里是无可留恋的存在吗？我抬起头看着他，他则低着眉没看我。
不多久，他便说要回去工作了，站起身来。他没有像大部分东北人那样跟我争抢买单，也没有为我的请客道一声谢，可我没有丝毫的怪罪，因为这才是我印象里的他。
可如今，他却大大不同了。
十月的东京，天气格外明朗。在酒店里，他亲切地抱起我的儿子，还亲了他一口，我只觉眼前情景如梦幻般，像是到了来世。他热情地提议要带我们去明治神宫，我答应了。儿子一路上都攥着他的手，仿佛相识已久，他便笑着随他去，时不时抱起他走一段。
他跟我们说，来日本后一直在类似“当当网”的图书网站工作，薪水也足够他过上想要的生活，我替他高兴。路遇小店我进去参看，他便用娴熟的日语为我做翻译，叫我敬佩。我没有问他是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和努力，才能做到这一切，因为那已经不重要了。
明治神宫古树参天，自有威严之气。我们一行人窸窣踩在石子路上，儿子偶尔发现一颗“宝石”就好奇地蹲下来把玩，我便大胆问起他的终身大事。他才告诉我，自己其实刚刚交了女友，是公司的同事。我强烈要求一睹美女芳容，他便掏出手机展示美照，我大声赞叹果然是美女呀，他笑着说只是个子不高、大约跟我差不多。
在神宫标志性的牌楼下，我们一行人拍了合影。我提出要跟他单独拍一张，他笑着应允，我母亲便乐呵呵举起手机充当摄影师，我先生则带着儿子站在一旁。
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站得笔直，等待快门按下。我全心全意地想着：真好啊，他也和我一样长大了，如此健康地笑对人生。
二十年前，我跟小雨戏要嫁给的那个人，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。我真正有了自己的家人，而他也有了自己心爱的姑娘，对曾经各自孤苦的我们，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好的救赎？
我们七八岁上，场里人渐渐开化，就在我们的住处附近，有人开始经营起游戏厅。这低成本的营生，只须置备几台小霸王、再采购百来张游戏卡，半大的男孩子们便无力抵抗了。有大人看管的，总要收敛些，最多偷偷省下饭钱来挥霍；可娃子这样无人管束，就为了弄钱不择手段起来。起初，他尝试从父母衣兜里翻腾“漏网之鱼”的零钱，后来觉得不过瘾，便开始偷家里的金属器皿卖废品，等到金属也卖光，他开始琢磨铁制的窗框。
一天放学，我拉着小雨来家里玩儿，我们就坐在院中的矮凳上，摆弄我那唯一的、齐身高的娃娃“过家家”，身边有母亲养的鸡鸭在院里闲逛，我们好不开心。突然，我听到隔壁一声巨响，嗖地站起身来，跑到篱笆边探看，一眼就望见娃子正在扶一扇窗框，方才的巨响应当就是这窗框坠地的声音。我连忙叫小雨来看他的恶行，她眨巴着眼看了半天说：“天呐，看他不挨揍！”
我顿觉小雨说得在理，拔腿就绕去隔壁院子，好意却无情地喊道：“没了窗框窗子怎么用？你妈你爸还不揍你！”
“关你啥事儿！”他爱答不理地说，手里却没停了忙活，已经将窗框扛在肩上朝院外走，视我如空气般擦身而过，我肩膀吃痛，不由得用手去揉。可不知为何，我忽然对他羡慕又嫉妒。羡慕的是，他整日胡作非为无人管；嫉妒的是，这样胡作非为还能学习那么好。
隔日，我跟小雨在小河边儿和泥，她稚气地问我：“我问你啊，你长大了想跟谁结婚？”
“啊？我从来没想过哎……”
“我可想好了，毛哥。”她扬起脸，相当肯定地说。
“啥？”我一脸难以置信，然后摇摇头表示不能苟同。
“你真是的！不行，你也得说一个，才能扯平！”
“什么啊，没有叫我怎么说？”
“我不管，反正你得说！”
眼见她就真的气恼了，我心里忽然浮现出一个人来，瞧瞧趴在小雨耳边嘀咕了一个名字。
“不是吧？那个拆窗框的家伙！”她耳朵疏远我大喊道。
“嘘——”我着急地举起食指贴在嘴唇上。
我离开农场的那天，没有收到他的礼物。校车开走的时刻，我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。我跟小雨稚嫩无心的戏言，终究只成了长大后的笑谈。我跟我先生提及此事时，他也毫不介意地笑翻了。这世上，只有他一人对此浑然不知，不知还能不能算作秘密？
明治神宫的广场上，常有新人举行日式传统婚礼，我们幸运地赶上个尾声。身着传统服装的当地人，郑重地按部就班举行着复杂的仪式。可是，我为了照顾乱跑的儿子而不能好好观礼，而他因为对此不以为意也并不热衷。我们便草草瞥了一眼，往前去了。
从明治神宫出来，大约下午四点。一行人饥肠辘辘，他便要请我们吃日式火锅。可惜这个时间大部分餐馆都在休息中，他的意愿没能达成，终究只请我们吃了猪排饭。那家小小的餐馆，只有窄窄的吧台可坐，但我还是不由地想起红旗街那间朝族餐馆。那天对坐的我和他，是最熟悉的陌生人，我毫无章法地劝慰他，他不知所措地诉说人生苦楚。如今一切都已雨过天晴，真是叫人难以置信。
饭后他陪我们逛了附近商城，我吐槽它们跟北京的商场规模没法比，他却饶有兴致地逛着特色的百元店。一直到夜晚来临，我说请他回去吧、还要赶回横滨，他才与我们分别。谁都没有依依惜别，因为我相信此生我们还会不止一次重逢。
2020年初，我们全家回重庆婆家过春节，谁知正赶上新冠疫情始发。本就闭塞的村镇里也已家家闭户，商铺也大多关门。我跟先生走遍所有的药房，才买到寥寥几个N95口罩。等我反应过来大难将至，国内全网N95口罩价格已经飙升，而且即便如此也只能订购、没有现货了。我不得不开始联络身在海外的朋友们，希望能获得帮助，其中也包括他，其时日本的疫情还未大肆爆发。
当时已是深夜，他想必也未眠，及时回复了我的消息，说这就立即在日本各大网点、附近药店帮我查找，一旦有货就先帮我订数百个。两个小时后，他说终于订到300个三元N95口罩，把订单发给了我。我松了口气，即刻将钱通过微信转给他，他却说不必给了，并问我是否还需要其他用品，趁着日本还买得到，就一并为我们采买。从前那个冷漠如冰的少年，此时温暖如春。
是他本就如此，却被世间冷酷掩藏，还是他如迁移候鸟，到了适宜之处得以舒展翅膀、甚至愿意荫蔽他人？
时光在我脑中倒流着，我承认心中对他曾有遗憾——我离开农场的那一天，他是唯一没有送我礼物的人；校车开走时，随车奔跑的人群中没有他的身影……但那时我就理解了他，当下更是彻底释然了。
他已经结婚，妻子是同事，而妻家就在离农场几十公里的小镇上。我想这并非凑巧，而是终究只有故乡才能给他以不可比拟的踏实感。他们生了两个女儿，二女儿出生不久，他们就购置了一栋三层小楼。据他妈妈说，那小楼真够怪，居然每层只有一个房间，倒是因此才买得起。但我却明白，这正是他一直想要、而在国内很难实现的，一妻、一房、膝下有子女、心中有底气，那么凡俗，又那么独一无二。
他父亲多年倍受肝病的折磨，在几年前过世了。我对黄叔的印象，停留在了我婚礼上那个面黄肌瘦的老人形象，双眼因为脸部瘦削显得大而空洞。母亲常感喟地提起，他已经病入膏肓，却还是硬挺着来参加我的婚礼，附上了他能给予的最丰厚的礼金。那天，他一如往常地沉默寡言，双臂常习惯性地交叠在胸前，总似在沉思什么。他在想什么呢？是和我父亲读书时的青葱岁月，还是跟刘姨如同两世的一生，抑或是，我跟父亲颇多的相似之处……
母亲老了，越来越喜欢翻看老照片。那一本本随主人颠沛流离过农场、长春、深圳、北京的影集中，装着父辈们的一生。从眼神清澈明亮的青年到沉稳持重的中年、再到垂暮的如今，其间有人逝去、有人杳无音讯、有人安好，但终留下我们这一辈，带着他们的痕迹、以农场人的胎记，如星辰散落在更加广袤的大地。

湘岚

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！

喂喂士武

珍爱生命，果断回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