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剌子模的仁君

朱爽

花剌子模信使问题

1995年，王小波在曾写过一篇经典文章《花剌子模信使问题》——据说，中亚的花剌子模有一种奇怪的风俗：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，就会得到提升，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。
这个故事是否真实，其实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这篇文章写完27年后，其犀利的观点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世界。
道理也很简单，花剌子模的君王认为，解决带来坏消息的人，就可以解决坏消息本身。在这种天真的君王统治下，信使就会报喜不报忧，甚至美化或编造消息。久而久之，花剌子模君王便会生活在信息茧房中，坚定不移地认为，客观事实就是形势大好，他永远生活在巨大的虚荣与自负里，直到惊醒的那一天。
王小波想批判的，是在花剌子模这般国度，理应传递真实信息的人的激励受到了扭曲：信使变成了高危职业，学者变成了投机分子，专家变成了思想太监。
在封建专制体制里，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找到花剌子模的影子。只要不是脑子一根筋的奇葩，谁又愿意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得罪皇帝？虽然传统文化倡导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，但不可避免地大多数人会变成政治机器里的滑头。更有甚者，完全丢弃人格，对上摇尾乞怜讨好强权，对下鱼肉百姓捞取利益，把花剌子模的精神向下传递。这些事情，二十四史中比比皆是，我们不再赘述。



王小波提出《花剌子模信使问题》

从信使问题到君王问题

在历史上，除去极端残忍的，统治者一般分为两种。一种是完全对此不知情，继续政治上的幼稚病。另一种则是知情，但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，纵容下属的这些行为，权当是输送利益，巩固统治集团的稳定性。
这里想提出一个衍生问题。整个环境已经变质时，问题抛给了君王。
如果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，花剌子模的君王如何当好一个国王？
假设这位新即位的君王，决心励精图治，革除时弊，而不愿像他的先辈那样直接把人粗暴地丢去喂老虎。考虑到整个政治体系的惯性和恶习依旧，他是否能像《楚门的世界》一样认知周遭的情况？他能否戳破这个虚荣的泡泡？
从逻辑上讲，“花剌子模的仁君问题”可以拆解为两个方面。
一方面是认知问题，花剌子模的君王如何意识到真的存在问题。“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。”路易十六在攻占巴士底狱的当天，居然还能写日记“今日无事”，恐怕是盲目无知的典范。这个问题说简单点，是心中是否能种下实事求是的种子，尊重常识，勤于考察。但说复杂点，花剌子模也许幅员辽阔，国情复杂，如何在合理怀疑和下属信任中取得平衡，是君王人治和制度法治都很难解决的问题。
另一方面是决策问题，即花剌子模的君王一旦砸碎了茧房的外壳，该如何做出决策？人不可能全知全能，超凡入圣。揭开遮羞布，在字字带血的消息里，也许有铮铮铁骨的进谏，也许有妖言惑众的罗织。虽说忠言逆耳，闻过则喜，但人性的第一反应，永远是不愉快的。闭上自己的耳朵，或是心怀怨念，还是面对惨淡的现实？即使唐太宗和魏征成为君臣佳话，魏征死后，李世民依然推倒了他的墓碑。即使张居正兢兢业业辅佐万历，也逃不过挖坟鞭尸的下场。韩愈诗云：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州路八千”。自古“战胜于朝廷”者少，“攘外先安内”者多；“天下为公”者少，“引蛇出洞”者多，皆是人性使然。



路易十六的结局

问题的根源

在讨论可能的解决方案之前，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花剌子模式的问题，无论是信使还是君王。
直接原因是信息不对称。信使不知道君王对好坏信息的好恶，卑微如蝼蚁的地位决定了主观观点比客观事实更重要。君王也不知道诸多信使的说实话的程度，因此向信任的一小部分人透露心声。信息不对称就仿佛瘟疫一般传染到了政治机器里的每个个体。长此以往，大家被打上了思想钢印，仿佛形势永远稳中向好，强调政策的延续性。在形势一旦恶化到临界点的时候，整个官僚体系的共识会跟随君王迅速转向。现实世界运行的复杂程度远超我们想象，就连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，也很难定义什么是好消息，什么是坏消息。叠加决策的甩鞭效应，我们因此可以看到急刹车，急转向，一时间不做所措。
根本原因是制度缺陷。当权者获取权力的那一刻，权力便不再属于给予其权力的群体。假使不受监督，不受制衡，权力不用为其结果负责，生杀予夺可以无法无天，便扭曲了行为激励。服侍权力的人深谙伴君如伴虎，因言获罪众多，于是扭曲了信息反馈的激励。在激励不相容的制度里，君王的成功被定义为自己开心，信使的成功被定义为夹着尾巴做人。结果便是，花剌子模的君王选择性沉默，因为有些事说出来会让大家都不开心。当然，花剌子模的信使更谙熟这样的选择性沉默的技巧。这样的格局纠结而稳定，唯一牺牲的恐怕就是公众利益，甚至是一些社会具有广泛共识的基础利益。



乾隆年间的叫魂事件

解决之道

1215年，因花剌子模总督诬陷蒙古使节团并侵吞财物，成吉思汗派出使臣致书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。摩诃末拒绝蒙古要求，杀死正使，剃光两位副使的胡须，驱逐出境。3年后，蒙古集结重兵开始了花剌子模的灭国战争……
在真实的历史中，也许确实有很多信使的“好消息”，让摩诃末产生了“优势在我”的战略误判，否则不至于招惹当时亚欧大陆所向披靡的蒙古军团，落得国破身死的结局。



蒙古西征花剌子模

花剌子模的仁君该如何做，才能避免皇帝的新衣这般笑话呢？
首先是修补已有的制度缺陷。例如清朝的密探制度和军机处试图提升信息的对称性，但终究是用喝酒来解宿醉。法国启蒙运动的三权分立试图避免上层的专权，但无法避免基层民意的分裂和政治运作的低效。其实这是一个过于宏大的话题，也许可以从第一步，即鼓励信使变得诚恳而直言开始做起。如果花剌子模有有识之士游历四方，是否愿意回国帮大家开眼看世界？如果有无数人告诫国王蒙古铁骑的实力，是否可以让君王不那么狂妄自大？
其次是重视外部压力源。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外部的压力源即是信息，主要矛盾可以迅速改变行为激励。假如花剌子模长期生存在蒙古的威胁之下，很可能君王的虚荣感一天都不会存在。整个体系会为了生存和富强而运作。邹忌讽齐王纳谏，根本原因并非邹忌话术高超让齐威王幡然悔悟，而是齐国面临强大的外部威胁，不得不广开言路，励精图治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市场经济所鼓励的竞争，也为市场参与方提供了良性的压力源反馈。人才在雇主的竞争中流动，也可以择善主而从，看不见的手自然会淘汰那些解决不了“花剌子模君主问题”的企业
最后保持求是的心态。俗话说人言可畏。其实若人不言，亦可畏。信使无论说了什么，或者保持沉默，花剌子模的君王都应该将其视为信息。某位伟人曾教导：“要学习唯物主义，要认识社会，要改造社会，要团结多数，要抓主要矛盾，要坚忍不拔，要乐观豁达，要战斗到底。”也许个体的诚恳是暗淡夜空中的孤星，但群体的精诚所至将筑成灿烂的银河。
结语

历史评价往往以结果论：风流人物需盖棺定论，石破天惊需后世解读。
我们如果信奉历史结果论，那么这对于一代代人来讲，试图解决花剌子模君王问题，既是财富，也是包袱。财富在于时间站在长期主义者这一边，包袱在于做事的人必须如履薄冰，夕惕若厉。
牢骚太盛防肠断，风物长宜放眼量。魔幻的2022即将结束，今年我们见证了不少“花剌子模的君王问题”在现实世界中的映射。凡事反求诸己，祝各位在展望2023，乃至未来更长的岁月时，常怀敬畏，长远思考。

HWY
2022.12.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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纯粹路过，没任何兴趣，仅仅是看在老用户份上回复一下